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分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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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中国左翼圈内,就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帝国主义还是所谓“半外围”国家, 进行了严肃的辩论。这是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分歧,不可不辩论清楚。因为这关系到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问题。如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不能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当前革命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搞清楚革命的敌、我、友(革命应该依靠谁、联合谁、打倒谁),搞不清楚革命的目标、道路和纲领。所以,这绝不是一场咬文嚼字的学术之争,而是紧紧围绕革命路线问题的辩论。辩论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还是“半外围”

——何者才能成为正确判断革命基本性质、制定正确革命路线的基础?

我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性只能是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半外围”。只有帝国主义的定性,才能为判断革命性质、制定革命路线提供科学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分歧:马列毛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只能是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科学概念,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理论。而主张“半外围”定性的一派,虽然他们口头上也高喊马列毛主义,但他们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观点,却主要来自“世界体系”理论(比如“半外围”这个词就是“世界体系论”的术语)。

“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吗?这里我们限于篇幅和精力,也为了不使辩论过分学术化,不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但我们认为简要揭露一下“世界体系论”的历史和性质是有必要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诞生在资产阶级学术圈的,从来没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由美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生产出来的,并始终在资产阶级学术圈内自我繁殖的理论。这个理论,从来没有被任何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所承认所运用过,也根本没有被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工农斗争所奉行过。这个理论,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压迫及剥削方面有一定进步性和参考价值,但绝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根本不能指导革命实践。事实上,这个理论只是划分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却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这个体系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世界体系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只在遥远将来可能实现的远景(该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就持这样的观点)。该理论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却看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的根本方法,而认为这个世界体系更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自行瓦解、人类将经历长期的黑暗时代——就是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本来作为一种具有进步性和参考价值的理论,借鉴世界体系论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来丰富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完全可以的。但绝不能鸠占鹊巢,用世界体系理论事实上代替马列毛主义理论。比如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定性,马列毛主义从来主张从本国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科学概念来得出结论。而不能像世界体系论那样,仅从该国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交换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来定性。所谓“中心”、“半外围”、“外围”的概念,都绝不是全面、准确反映一国生产关系性质的科学概念。

世界体系论,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斗争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重要影响。可在中国左翼圈内,以某网站为代表的一派人,却坚决宣传世界体系论,用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概念来论述中国社会性质,并将其冒充为马列毛主义。他们以所谓“半外围”论来划线,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把不承认世界体系论的马列毛主义者作为主要论敌。以上种种, 我们认为是很不正常的。这事实上是要用世界体系论取代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其背后 是某些人用世界体系论的理论私货来塑造其“权威”、制造宗派。对此,广大革命同志、进步群众不可不察。

二、判断中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依据

我们认为,要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只能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出发运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概念来得出结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以上科学论述,正是在论述生产关系的特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列宁正是用生产关系的特性来定义帝国主义,而绝不是仅仅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定义的基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和世界体系论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也只能以中国生产关系的根本特点为依据来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而不能仅仅用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交换关系来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

根据列宁的科学定义,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标准应该是:第一, 该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第二、该国垄断资本进行了重大的资本输出,对世界市场进行了争夺。我们认为第一个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重要的、但却是附属的标准。因为前者是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结果(但也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别是新兴帝国主义最初发展的时期中存在后一特征尚不明显的情况)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正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创造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并没有回到旧中国的老位置(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并不是旧中国那孱弱的、与封建地主阶级紧密勾结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旧资产阶级,而有其独立的、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就是通过攫取庞大的、体系完整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而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后又转化为国有垄断资本)。复辟以来,官僚垄断资本(及后来的国有垄断资本)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控制着银行、金融、军工、交通、能源、通讯、重大装备及材料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此外,复辟以来,私人资本也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扶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并在其中发展出了新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成为中国垄断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如互联网信息产业中, 就涌现出了一批大垄断资本集团。在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不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私人垄断资本总体上弱于国有垄断资本,与国有垄断资本是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毋庸讳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民经济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但要看到,外国垄断资本始终没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在复辟后,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国资本的多数(如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实有外资企业注册资本仅占全国实有企业注册资本的 8.5%),从来没有全面控制过中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由上可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国垄断资本就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最初,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垄断资本还是相对弱小的、不甚成熟的,但毕竟已经是独立的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而在复辟后 40 余年的今天,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更稳固地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而在资本输出方面,复辟 40 余年来,中国垄断资本的对外资本输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到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前列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

关于中国垄断资本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情况,往期导刊的相关文章以及资本主义研究栏目中已经提供了许多材料和数据,在本期刊发的张角同志和阳和平同志的文章中也提供了最新的材料和数据,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本文将补充两个重要的最新统计材料,来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有力证明。

一是在世界 500 强公司中,中国资本的比重。在 2018 年 7 月 19 日,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官网公布了 2018 年“财富 500 强”榜单。在上榜公司数量上,今年中国公司达到了 120 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 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 家)。中国的三家公司——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榜单第二至第四位。利润榜前 10 位中有四家中国公司(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 8 家都来自中国大陆。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细胞——大公司的世界排名中的地位,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本在世界垄断资本中的地位吗?不正反映了中国垄断资本对本国国民经济的统治地位及其对外的强大资本输出和对世界市场的有力争夺吗?

二是对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统计。据《2016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 1961.5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4.7%,在全球占比达到 13.5%,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2016 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 765 起,涉及 74 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金额 1353.3 亿美元。2016 年末境外企业雇佣外方员工 134.3 万人。据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对外投资有所下降,但仍达到 1200 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同比实现了增长。而截至 2018 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又获得了 18.7%的增长。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垄断资本是世界市场的主要争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