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改开四十年来的新工人运动》系列文章读后感

1月4日-6日,青年先锋推出了三篇系列文章:《改开四十年来的新工人运动》。这三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一些左翼网站之观点的回击,例如“中国工人斗争的重心在中国中西部地区”,不如说是对佳士抗争的根源分析及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所进行的探索。

一、文章主要内容梗概

该系列文章将中国“改革”的四十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20年和后20年。文章首先对中国“新工人”阶级的起源及反抗的初始形态进行了分析,这是前20年中发生的事(第一篇);随后对后2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进行了论述,并由此对中国新工人的进一步发展及“新工人阶级”运动的激进化进行了分析(第二篇);最后,通过对当前国内外经济长期的疲弱现状及中国劳动力现状的研究,指出佳士抗争的核心——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第三篇)。而这一点在佳士运动中突出地表现为工人组建自己的工会和左翼学生的介入。第三篇进一步指出,这将是未来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该系列文章是对中国新工人阶级一次客观的理论探讨的尝试,通过对两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复盘,运用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列举典型事件,一步步推演至佳士抗争。

正如文章开头指出的:“在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工人斗争历史,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结合新工人的斗争基础来思考未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和策略。”通过对四十年来“发展”(这种发展是以“前三十年”的工业积累和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权益的剥夺为基础的)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文章帮助我们理清了中国“新工人”运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向。正是基于此,“中国工人斗争的重心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观点,就很有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井冈山”策略的教条运用。

文章还梳理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资本主义的竞争必将导致“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加之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肆虐,投资的门槛正不断升高。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垄断资本集团不仅可以在国内获得垄断利润,而且有能力转移到其他不发达国家以应对国内“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趋势,正如日本二十多年来的经济现状:普通人缺乏投资能力(投资门槛高)和动力(平均利润率低),垄断资本却有能力跨国投资到东南亚和全球,以追求相对于国内的“超额利润”。所以日本虽然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在2017年却是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世界投资报告2018》)。文章第三篇用详实的数据论述了这种“资本扩张和集中的内在矛盾”,中国概莫能外。这是我们理解未来中国劳资矛盾和新工人运动发展方向的基础。

接下来我将更详细地谈一下文章中比较深刻和新颖的观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思考和认识。

二、新工人的起源:农民

从文章第一篇对中国新工人的起源——农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地区无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报酬,并非是为了支付他们在城市的开销,一般认为这些工人的社会再生产成本是被农村承担的。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家庭、婚姻、生育、下一代教育乃至退休都得由农村负责。”

正如官方所定义的“农民工”那样,中国新工人阶级的起源是以“农民—工人—农民”这种动态方式呈现的。当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时,失业的工人又会回复到农民的状态。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现了大规模返乡潮,失去工作的打工者首先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农业生产,等待经济的回暖。这就减轻了经济危机中已不堪负重的城市就业压力和各种其它社会问题,它也意味着新中国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缓冲带”。这还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印度、拉美等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规模贫民窟、流浪汉等严重的“城市病”。农民工的存在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做了巨大贡献。

反观政府为农民做了什么?它不仅瓦解了农村的基础土地制度,也没有为那些仅靠农业生产已无法维持家庭生计的“农民”准备好进城打工的必要条件。在城市,“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都要远低于城镇工人;在农村,由于90年代的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向农民征收了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此时的中国农民,再一次承受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压迫”。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提高,中国的新工人再不会仅仅满足于危机时被抛荒到农村自生自灭的命运,这一点可以在文章第三篇中对当下新工人(尤其是80后90后新工人)所呈现的新特点的分析中得到论证。

当前的新工人呈现出的新特点是:在改开的前20年,中国工人经常因危机和失业被驱赶回农村,导致中国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时常受阻。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年均增速1%。近几年由于经济下行,这一增速有所下降),中国的新工人已经开始抛弃“农民~工”的政治身份定位,更加纯粹地进入自身的阶级。

随着中国80后、90后新生代工人身份的纯粹化,中国新工人的追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以外出打工为手段来为返乡做经济储备。他们在各方面都自觉地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要提升子女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公共资源。这一要求也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侵略扩张下不断凋敝的客观现实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三、新工人的新反抗

“新工人的新反抗”是改开四十年来新工人运动的一条贯穿线:
◆从地域上看,新工人的抗争首先集中于东南沿海,之后是中部地区工人的反抗数量出现快速增长,如河南、山东、安徽等省份,而后是西部地区;
◆从运动的诉求上,最开始是经济利益,后来发展到对自身阶级存在的呐喊和对阶级普遍长远权益的争取;
◆从政治上看,新工人阶级的反抗表现为对官方的“农民~工”这一模糊的政治身份定位所进行的瓦解;
◆从自觉性上看,前20年的工人抗争表现为一种自发性和被动性,而后20年的工人尤其是80后90后工人的“自觉”意识已经充分显现。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新工人运动——不管是规模、方式、方法还是自主意识的发展——是由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肇始,然后蔓延至中部、西部地区的。东部的新工人运动是整个中国新工人运动的先导和桥头堡。佳士工人组建工会的抗争正是又一次证明了东部新工人的先进性,再一次引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和征程。同时,劳工NGO也最早出现在东南沿海,且积极介入工人维权活动。即使遭遇了2015年的大规模镇压,东南沿海的工人抗争仍然表现出更加自觉和成熟的样态。

2012年9月24日,在富士康发生了有一万多名工人参与的骚乱。骚乱结束后,于忠红——一位在富士康工作了两年的高中毕业生给郭台铭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份由年轻的80后工人写就的公开信,表现出中国新工人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萌芽。而佳士建会工人们面对黑警和群众时发表的激昂的街头演讲,就更体现出中国新工人已经茁壮成长的能力和素养。如果看不见这种变化,就将错过中国未来会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新工人再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他们的眼光也不再局限于经济利益的斗争,他们的自觉性已然增长,已经开始对政治身份进行抗争、对整个阶级的诉求进行争取、对阶级意识和话语进行宣讲。这正是新反抗的“新”之所在。

四、佳士运动的历史意义,新工人运动的未来道路

在佳士建会抗争中,工人学生所遭受的打压是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各个既得利益团体空前地团结起来,调动了他们能运用的所有资源和能力来镇压工人学生的斗争。“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虽然彼此证明是假的弟兄,但在面对着工人阶级全体时,他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真正的和衷共济的秘密团体。”(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基于这些深刻的历史和残酷的现状,佳士运动蕴含了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是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第二,它代表了工人和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对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全新探索。”

完成了对改开四十年来工人运动发展历程的分析之后,佳士建会抗争撇掉了偶然的面纱,呈现出必然的清晰轮廓。而珠三角新工人四十年的成长,使得他们有能力和勇气承担起这一重任。同时,学生的积极介入,更是将中国新工人运动大步地向前推进。

文章进一步指出:“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政治纲领,已经提上了社会运动的日程表。”

“年轻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中获得理论和实践资源,也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身体力行的探索。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或许没有亲身体会过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他们确实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日益深重,工人和学生们的政治自觉将愈发高涨。”(第三篇倒数第二段)

“当下的挫折、工人和学生的付出,他们所流的泪与血,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到来而铺垫的。佳士运动已经走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运动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的目光和坚定的意志,同时也要有深刻的分析和未来路线的讨论。这批有朝气的青年左翼不畏惧牺牲,那只不过是一时的个人自由,换来的则是一批最坚定和优秀的骨干, 他们经历了最大的锻炼,将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第三篇结束语)

让我们再次重读最后一段,再次从佳士建会抗争中汲取力量,时刻准备着迎接中国新工人运动的伟大时代的到来!

后记:此刻,新春已至,温馨的气息弥漫各地,却掩盖不了佳士运动中50多名工人、学生、进步人士的被消失所带来的愤怒和悲伤,掩盖不了几亿新工人的悲惨生境,掩盖不了未来中国新工人运动那曲折但光明的道路。悲伤无济于事,唯有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