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四十年来的新工人运动(三)

编者按:近日,红色中国网等左派网站公开讨伐佳士运动和佳士声援团,兜售他们的投降主义策略,以及未来中国工人斗争的重心在中西部地区的工运方向。青年先锋网的同志们强烈反对这类“左翼”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公开插刀同志的行为,反对他们的右倾投降主张,反对他们对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方向和策略的错误判断。在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工人斗争历史,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结合新工人的斗争基础来思考未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和策略。

回顾和展望改开时代的中国新工人运动,一定离不开2018年夏天的广东——它是劳资矛盾爆发集中点和新工人阶级形成中自我锻炼的最佳场域。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的佳士运动,不仅带领了中国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政治斗争,更成为了左翼学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的滥觞,开启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伟大篇章。

对于搅动了左圈内外的佳士运动,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更不计其数。百家争鸣当然是好事,但缺乏扎实分析的论战终究只是空中楼阁,既无法真正总结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更无法指明未来斗争的方向和策略。我们继续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和劳资矛盾,提出未来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经济持续下行,劳资矛盾必将加深

中国已经彻底地进入了资本主义集中积累的“新时代”。2017年,中国GDP总值为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15%,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过市场化发展轻工业和新兴行业,依托城市和农村市场化改革后“创造”大量廉价劳动力,用无数劳动者的血汗,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中国又通过私有化,把大量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重新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关系,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走到资本集中和垄断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垄断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试图指出当下中国经济矛盾的具体表现,分析劳资矛盾的产生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政府的应对政策,思考劳资矛盾的焦点和新工人运动的走向。

一、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势

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GDP增长率(2007-2017)

从GDP增速来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断放缓。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为6.7%,其中三季度数据为近十年新低的6.5%。而业界预测的2019年GDP增长率在6%到6.5%之间不等。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的破7“新常态”还将持续。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同时,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回报率下降、资金供给收紧和房地产泡沫膨胀等——不断暴露。

中国的投资回报率(ROI)从1993年15.67%的高水平,到2000-2008年稳定在8%-10%,再到2014年只有2.7%的历史新低。201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方面表示,“在转型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供给侧的要素成本还是从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投资回报率一定是下降的,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这说明,客观上官方也承认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同时,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也不断下降,投资效率(每单位GDP增长所对应的投资额,数字越低效率越高,2000年是4.2,2010年是4.6)不断下降。中国的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反过来,必加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层度,劳资矛盾一步一步地加深。

另一方面是因为资金供给收紧。对整个经济而言,投资的资金来自国内储蓄或对外负债。从国内储蓄来看,国内的储蓄率在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以后开始不断下降,投资率也随之下降。从对外负债来看,国家外汇管理局称,中国2017年末对外负债率等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在保持对外负债稳定的前提下,国内储蓄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资金的供给。如果国内储蓄率和储蓄增速不断下滑,投资资金供给也会随之收缩。在这种境况底下,资本将进一步的集中,大资本分割和占领市场的趋势必然形成。

因此,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势,资本积累的自身矛盾已经不断出现。这些矛盾可以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状况来进一步理解和预测。

a.出口:大幅回落,贸易战影响显现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2018年11月进出口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受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和去年11月高基数效应影响。全球制造业PMI为52%,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处于2016年10月以来的低点;中国11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47%,连续6个月低于临界点;中美虽然暂时不升级贸易战,但90天后谈判结果未卜。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外需减少、中国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增加进口,贸易顺差会进一步收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减弱。制造业整体发展和出口必将受到冲击,带动工资与福利下降,直接影响工人生计,中国的劳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

b.投资:未来反弹幅度有限

从投资来看,根据恒大研究院的报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从2009年持续下降;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从2011年大幅下跌,直到2018年才略又回升,其中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比全部投资快10.2和5.7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比从2009年后大幅下跌;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从2009年继续下行。另外从数据看,M2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较强,当前M2处于历史低位,预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短期难有起色。

c.消费:增速处于2003年以来新低

消费增速处于2003年以来的低点,主要受居民总收入下行和负债挤压的影响。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7.9%,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0.4个百分点;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高达48%,进不得不挤压消费能力。

根据《证券日报》报道,在2018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已经越来越依赖消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显着增大;投资贡献率为31.8%,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而净出口贡献率由正转负(-9.8%)。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但2010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速率持续下降。这将不利于经济依赖消费来勉强维持增长,中国经济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资本扩张和集中过程中的内在矛盾

纵观以上数据,我们认为,资本积累和扩张必然会带来的生产过剩和分配不均,是造成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a.生产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生产过剩是中国经济近年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2003到2014年间,中国GDP增长的第一动力是投资,其中大量投资涌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纺织、金属、造纸等产业。此举使得中国经济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能保证增长和就业,但产能过剩的问题随后逐渐显现:2008年后,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出现长期性、全面性、全国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其中重工业方面的采矿业、“电气水”等公用事业,轻工业方面的印刷、造纸、文教体育用品、纺织和成衣、家具、食品饮料等制造业最为严重。

产能过剩还会带来更多系统性问题。首先,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资源闲置,从而抑制新增投资、企业的资产周转速度变慢,导致投资增速和资本回报率下降。因此,企业的偿债能力变弱,更加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导致企业的杠杆率进一步上升,提高不良贷款率,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因产能过剩导致的产品价格下跌,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加剧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产能过剩产业的格局会加速分化,最终整个行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手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中小资本会不断被吞并和淘汰,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也面临失业、安置和再就业等严峻问题。

b.分配不均: 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我们一直强调分配不均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严重问题。改开40年,中国从全球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就稳居于国际警戒线0.4之上。劳动者报酬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下,远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富分化却触目惊心:2014年,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另外,近年来,由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从而脱实向虚,导致金融和信贷过度扩张,其中一个恶果就是惊人的房地产泡沫。畸高的地价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畸高的房价则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在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加上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升,最后在房地产泡沫愈发挤压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的趋势下,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必然随之加深, 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时代已经来临。政府的对策和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也只能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知。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是产业升级、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然而,政策总是自相矛盾的,存在内在相互抵消的状态。一方面是不断“去产能”,煤炭、钢铁、电解铝、火电等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大量企业关停、亏损、倒闭,相关产业工人的失业和安置势必是大问题。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国企已经分批开始混改。混改会给劳动者带来什么影响,2017年秋中国联通混改可供参考:联通官方“计划将总部人员编制从1787减少到891人,相当于减少了49%的编制;31个省公司的712个管理部门精简到516个,整体精简目标接近30%”。国企混改带来的裁员、转岗、就业等问题,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突出的劳资矛盾。

另一方面是实现产业升级,“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且不论最终这一愿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目前看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位于全球产业链顶端的西方国家,以贸易战等办法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加之未来全球经济会继续下行,外需减少,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还是“中国制造2025”中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制造业,都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在这些产业中就业的工人将首当其冲。

对外开放方面,中央已经屡次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走出去”,另一方面则是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为代表的引进来,今年6月底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即是明证。该清单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一是大幅扩大金融、基础设施、商贸流通和文化等领域的服务业开放;二是基本放开制造业,包括汽车、船舶、飞机等行业;三是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在中美贸易战的大前提下,中国政府进一步为外资打开大门,让外资挤压国有资本和企业,为外资进一步垄断中国市场铺路。因此,在劳动关系方面,“引进来”造成的外资背景下的劳资矛盾问题将随着第二阶段已经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

未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增强,淘汰过剩产能、实现产业转型的过程势必引发大量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劳资矛盾。而全面加深改革开放的举措,无论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混改,还是市场竞争加剧后各种垄断资本强者愈强、中小资本不断被淘汰和吞并,抑或是产能过剩产业的转移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都会引发和激化失业、转岗、安置、再就业等劳资矛盾。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社会财富再分配调节不力,亲资本经济政策的结构,已经为未来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状况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得知资本的发展动态一定会加剧中国的劳资矛盾。那么,劳动力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工人阶级状况两方面来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当前中国的工人集体行动特征,从而预测未来的劳资矛盾形式和方向。

首先,中国的人口增速已经放缓,老龄化趋势明显。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起20世纪90年代明显放缓,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因此25到44岁的青壮年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下降。这说明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日趋紧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强工人阶级整体的议价能力。

其次,我们再分别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的规模、分布、雇佣和斗争特点,从而预测未来其劳资矛盾情况。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中国工人阶级”等同于全总调查的“全国职工队伍(包含农民工)”。全总在2018年1月完成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职工总数约为3.91亿,其中私有制职工包括民营、港澳台商、外商及其他单位职工占总数的82.9%,公有制的职工占总数的17.1%。3.91亿职工中,有2.82亿为农民工。根据所有制和户籍的分别,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划分为国企工人、农民工和城市非国企工人三类展开讨论。

  1. 国企工人。

财政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全国国企职工人数3698.4万人。其中,中央企业1762.9万人,地方国企1935.5万人。考虑到去产能和国企混改政策,以及1995年后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比例一直下降,当前全国国企工人人数应较2013年更少(有数据显示,2015年为3100万左右),且未来会继续减少。从行业上看,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工业和社会服务业,前者以煤炭、钢铁、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等传统工业为代表,后者以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公共设施服务业为代表。从地域上看,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传统工业分布较多的省区和北京、上海、广东等国有资本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

在雇佣方面,国企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已是不争事实。2010和2011年,全总的全国劳务派遣用工情况调研显示,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数量最多,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6.2%。但有人力资源公司在2013年调研全国20座大城市的劳务派遣状况时发现,国有企业的劳务派遣比例超过60%,所以当前国企使用派遣工的比例应该远高于全总调研的数据。

上述两大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过去5年的国企工人集体行动表明,国企工人的抗争曾围绕不满工厂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恶化、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派遣工的同工不同酬和保障水平低、企业减产/关停/重组/搬迁后的工人安置问题展开,其反抗对象既有资方,但主要是政府。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国企改制从未彻底停止,十九大后反而进一步推进央企混改。所以,即使此次国企下岗潮的人数远远小于世纪之交那次国企改制,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会直接损害大批国企工人的切身利益,转岗、赔偿、再就业等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接下来的劳资冲突爆发点。

  1. 城镇非国企工人

这主要是指受雇于私营及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的城镇户籍工人,则全国城镇非国企工人的总量约为7400万。这部分工人暂无具体的行业和地域分布以及集体行动数据,但我们可以根据政策思路和媒体报道来推断其未来劳资矛盾状况。

今年以来,民营经济危机重重,其中又以中小企业为最。官方的口径是“中小企业缴纳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GDP、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以及占据90%以上的市场主体”,但民营资本家普遍在抱怨成本上涨、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主流舆论不断在哀嚎“国进民退”。虽然中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种话都喊出来了,但为了自救,民营资本会首先采取裁员、降薪等办法节约成本。另外,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最终难免被淘汰或吞并的命运。这一过程也必然出现工人失业、转岗、赔偿、安置等问题。因此,这些劳资矛盾都有可能是未来工人集体行动的具体诉求点。

  1. 农民工

我们主要的分析放在这一大部分工人身上。

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7亿。虽然其数量在持续增加,但增速从2011到2015年持续放缓,2016和2017年略有回升,但还是在2%以下。未来,农民工的总量也会在见顶后回落。

农民工年龄构成
单位:%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6-20岁 4.7 3.5 3.7 3.3 2.6
21-30岁 30.8 30.2 29.2 28.6 27.3
31-40岁 22.9 22.8 22.3 22.0 22.5
41-50岁 26.4 26.4 26.9 27.0 26.3
50岁以上 15.2 17.1 17.9 19.1 21.3

 

从人口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因其抗争基础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上升,中国新工人的反抗力量也会增强,未来的劳资斗争也将增加。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9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55.8%;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12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0.6%;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54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从产业来看,农民工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二产业,比重为51.5%,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这些行业从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劳资矛盾的重灾区,经过两代农民工反抗经验的积累,这些行业已经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领袖。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6.6%、6.2%和11.3%。这些行业将会是未来的爆发点,是新生代农民工锻炼自己阶级觉悟的场所。

从地域来看,我国农民工主要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务工,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增速较东部更快。我们认为,资本扩张的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产业转移是引发这上述变化的结构性原因。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的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和全球外需下滑的国际形势,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低端制造业的生存将愈发艰难。这些资本要么不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破产,要么外迁到成本更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在资本流走和企业搬迁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工人不得不奋起反抗,要求经济补偿。

同时,东部地区将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前者主要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原有劳动力的吸收有限;后者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技术与网络通信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物流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岗位则能吸收一定原有劳动力。因此,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和搬迁带来的赔偿、再就业、安置问题,以及现代服务业中用工不规范带来的无劳动合同、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社会保险待遇欠缺,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赔偿和就业问题,都是未来几年工人的劳资矛盾爆发点。

中国劳资矛盾走向

而当下的中国劳资矛盾图景也与上述背景吻合。从行业来看,尽管从2015到2017年,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仍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但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占比正在提升,这些行业同样出现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水平较低、福利待遇差、社会保险待遇欠缺等问题。

2013-2017年集体行动中行业的变化(CLB)

从地域来看,广东依然是工人集体行动分布最多的地区,但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经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向河南、山东等内陆省份蔓延。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年轻的农民工已经展现了在组织方面快速学习的能力。在同一工业区,只需几个月他们就能以一组工人领导另一组工人的创新方式,勇敢地发起行动了。同样,在拥有十几万工人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一位生产经理说:劳动矛盾和小规模罢工 “每天都在进行”,几乎“难以计数”。这说明工人学会了组织的技巧,并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反抗,才能实现基本权利。在深圳,一位湖南的年轻女工向我们解释了,在农民工为不满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意识和团结是如何增强的:

我不知道这就是罢工。一天,同事们纷纷放下了手头的活,跑到操场上集合。我跟着他们。他们争论不休,是关于加班时间瞒报和加班工资克扣的。半天之后,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终于同意进行检查。晚上回到宿舍,“大姐”跟我说,我参与了罢工!

新生代工人在新世纪学会了组织技能,形成了自发的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们认识到为了抵抗资本剥削,不能靠法律,不能靠政府,只能依靠自己。尽管在结构上存在着重重障碍,新工人阶级依然神奇般发动了大量日常和集体行动,对资本产生威胁,让国家更急于去镇压他们。阶级的对立加强了集体认同,反之亦然。通过参与集体行动,农民工不再是单个车间或生产小组中的原子化个体了。当参与其中时,他们通过日常经历,形成了认同和阶级意识。

资本主义剥削和镇压的残酷现实已经加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让他们在阶级利益这一更高层面上产生认同。工人内部的分化依然存在,但是在全球生产的关键节点,在高峰期,只要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旦联合起来,就能让生产暂停下来。尽管工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多次自发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其中就包括加入真正的工会这一基本要求。

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不管是私企、外企还是国企的工人,通过示威索要养老金、通过堵住公路追讨拖欠工资、通过集体行动抗议非法解雇的集体抗争已不再是新闻。在很多情况下,集体行动不局限于某个车间,不受制于工人骨干的来源地、民族、性别和同辈关系,行动试图超越排他性的网络关系和纽带,在劳动对抗资本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强工人间的团结。有时工人们还会跨厂联合罢工,邀请同区的工人参加游行、街头抗议和堵路维权。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在劳资矛盾深化下的必然结果。

以上种种的抗争已让中国工人开始意识到,在大国博弈、GDP至上、政商合谋等强大既得利益结构面前,除非工人能自己组织起来,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合法工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根本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会真正在乎劳动者的权益。从这个角度看,深圳佳士科技的工友为自主筹建合法工会而发起抗争,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突发奇想的非理性行为,而是广大中国工人长久以来缺乏真正代表他们的组织的直接和真实反映。

回顾中国的工会改革,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不仅鼓励工人罢工,还鼓励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罢工权是受1975年和1978年《宪法》保护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对跨国资本敞开大门,在1982年及以后的宪法修改中,中国取消了罢工权。进入九十年代,不管是在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地区,劳资冲突大量爆发。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如通过成立企业工会,对工人的不满进行回应。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政府领导开始支持工会扩大,支持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工会活动中来。从2000年开始,他们成为工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批人。

“摆设”是大多数工人对工会的评价。在富士康,尽管工会会员队伍不断扩大,但是随着公司加速内迁,关于薪酬和工作调动的争议却有增无减,中西部的大城市正快速成为国际品牌的巨大生产基地,包括苹果、微软、三星和其他公司。工会没对富士康强制工人迁往低工资地区的做法进行回应。富士康工会对公司管理层和当地政府的制度性依赖,是影响工人参与、权益保护、解决不满和集体谈判的主要障碍。在全球最大的“工会化”公司富士康,工人跟全国2.8亿在辛苦工作的农民工一样,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无法进行劳资谈判。工会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缺乏制度性的支持,当工人遇到困难时,不会想到向传统工会求助,而是依靠自己的组织来进行反抗。

佳士工人抗争

佳士工人的反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2018年7月27日,佳士工人的抗争注定要为中国工人运动开启历史性的新篇章。这一天,近30名工人与学生因为勇敢挑战资方与地方部门对工人组建工会的束缚,被深圳坪山警察拘捕;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工人对组建工会的合理要求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更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如果我们说,佳士事件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工人运动却是有必然性的,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提升的必然成果。

在佳士事件中,余浚聪等工人早在2017年7月就往当地劳动站投诉企业(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法调休、非法罚款、克扣工资等问题,结果却非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反而遭到被禁止加班的打击报复。2018年5月3日余浚聪申请了劳动仲裁,随后又遭到了管理层的打压。5月10日,米久平等工人收集了29个签名,向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反映企业违法罚款、强制徒步等问题,却得到了“企业可以罚款”的答复。当晚,余浚聪被佳士开除,其理由是旷工超过三天。5月10日,工人们还向区总工会反映了企业未组建工会的事实,当时区总工会进行了正面的回应。6月7日,米久平等人向区总工会、街道总工会递交工会组建申请,答复却是:“企业没有盖章,给不了批复。”19日米久平等再次询问街道总工会,答复是“三天后批复”。22日米久平、刘鹏华要求企业盖章遭拒,向街道总工会反映时又被答复:“发展到100会员再召开会员大会选出筹备组。”7月初,管理者以淡季为由,要求米久平“要么接受调岗,要么解除劳动关系”。米久平向深圳市总工会实名邮寄了求助信,市总回复称:员工可组建工会,若因组建工会被开除,工会会出面。

7月10日到12日,米久平等工人按照此前上级工会“发展到100会员”、“收集意见”的要求,开始动员工人申请加入工会,到12日晚共有89名工人签署了《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然而此时,佳士管理者却要求签名员工放弃签名,否则禁止加班。并且,区总工会来到佳士,坚决否认支持米久平筹备工会,并要求米久平道歉。13日,米久平前往市总工会上访。16日,刘鹏华被调岗到没有监控的区域,随后遭到不明人员的殴打,其后更被管理者者以“斗殴”为名开除。刘鹏华报警后,警察将双方带走并要求双方进行调解。18日,米久平再次被区总工会要求写道歉信,声明区总工会与其筹备工作无关。当天下午,米久平被开除,并被强行从车间里“扔出”厂外。帮米久平拍照取证的工人宋姚被“勒住”并恐吓,当晚也遭到开除。

在米久平等工人率先提出筹备工会的情况下,区总工会却选择拼命鼓动资方来主导筹备工作。在企业对组建工会不配合、不积极时,区总工会仍在苦苦追求,却对工人开展筹备工作的请求百般拖延和敷衍,对资方的暗箱操作和打击报复视而不见。7月20日,米久平等工人来到工厂要求复工,遭到阻拦。随后来到现场的警方,并没有将其作为劳资纠纷而要求调解,而是直接开始抓捕工人,引发了肢体冲突,由此正式开启了佳士事件的抗争。7月20号之后,工人们发起了针对工厂以及警察打人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工业区内许多任务人、群众参加。7月27号的抓捕进一步引发了更大的反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国际性的关注。

总结:佳士工人抗争的意义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深圳佳士工人维权运动具有的两大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代表了两大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第一,它开启了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今年5月,佳士员工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区总工会口头上表示可以组建工会解决问题,工人开始发展会员,自主筹建工会。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解雇工人行动,让地方警察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从这一刻起,工人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斗争转向了厂外斗争。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像佳士工人一样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是一种政治性觉悟的表示,工人斗争从纯粹的经济斗争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也是运动必然要经过的一条道路。当中国工人真正提出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一道横着他们面前的坎儿就无情地出现,这道坎儿就是资本与地方势力结合来阻挡工人的坎儿!佳士工人以及声援工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面对巨大的阻力时,勇往直前,以惊人的毅力尝试去迈过这道坎儿。

第二,它代表了工人和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对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全新探索。佳士事件看起来事发突然,但它反映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学生和工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都在此次佳士事件中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年轻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中获得理论和实践资源,也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身体力行的探索。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或许没有亲身体会过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他们确实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日益深重,工人和学生们的政治自觉将愈发高涨。

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政治纲领,已经提上了社会运动的日程表。当下的挫折、工人和学生的付出,他们所流的泪与血,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到来而铺垫的。佳士运动已经走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运动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的目光和坚定的意志,同时也要有深刻的分析和未来路线的讨论。这批有朝气的青年左翼不畏惧牺牲,那只不过是一时的个人自由,换来的则是一批最坚定和优秀的骨干, 他们经历了最大的锻炼,将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