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按闹分配”的诡计

为正义发声竟成了蛆虫口中的“按闹分配”,斗胆问一句,学生分配到了什么?压力、污名还是高帽子?光明正大地站在校门口,又怎配得上“诡计”这项荣誉?

燕园翻尾石鱼

  原来是满清遗石,无怪乎满肚子封建伦常

  原以为和平年代跟学生抗议、示威这类活动已经绝缘,

此话仿佛在说:“太阳是最大的恒星”,只能暴露作者知识的浅薄与见识的短浅。美国罢工、英国游行、德国抗议、法国罢课,新闻联播都能看到,作者却大言这个年代与这些活动绝缘,不知是一厢情愿以为岁月静好,还是一叶障目选择性忽视。

  毕竟社会矛盾远未到亡国灭种的程度,

亡国灭种不是社会矛盾,而是种族矛盾和国家矛盾,建议补充政史常识。

  以致于需要学生放下学业去投身其中。

参与的同学不曾放弃学籍,不曾落下课程,反而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学习、实践探索,不知“放下学业”四字从何说起。

个人以为,学生因为缺少社会经验,长期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环境中,容易头脑发热。

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前因后果,跨年代对比,搞主观臆测,恐怕头脑发热的不是别人,正是足下

  对于社会变革而言,除了一身热血之外,很难有实质贡献。

没有一腔热血,都去做冷漠的“理中客”,谁来推动社会变革?难道变革要像请客吃饭,像做文章,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让?

  因此,老校长蔡元培曾评论北大学生以请愿方式要求学校废止讲义费的举动,称“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五四运动中,有人反对学生过多参加游行,说学生会因此“遇事生风,不复用功”。元培校长却认为“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有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者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这么大一段话不去解读,反而费心挑选讲义费这种小事,不知是故意断章取义混淆是非,还是知识不足不会上网?

  最后事件以校方退让告终,北大的纪律亦确如他所担忧的“今后将不易维持”。

北大纪律不易维持,不知证据在哪?屁股脑袋脱离,身是蝼蚁却自以为姓赵,像作者这样跳出来做纪律维持者的学生,不知彼时和今世,哪一个更多?

  蔡元培后来追述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时说,“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学生在门口坐一坐喊一喊,就成了政治组织,政治组织的门槛未免太低。且今时今日,有政治兴趣的学生,又能参加哪一个政治团体?

  政治不正确的讲,可能需要感谢某会的同学,给自认为还残留理想主义气质的自己补上了活久见的现实主义一课。

也要感谢作者,您是“现实主义这一课”里最称职的老师之一,祝您在粪坑里活得开心。

  作为一个急于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吃瓜群众,当听闻东南门有“大事”后,我抱着撞一撞的心态,从二教出来观摩。

无恶意的闲人,来找饭后的谈资,有恶意的闲人,来寻“流言”的种子,足下应该是后一种。

  由于平日学习压力比较大,我并不喜欢接触一些过于沉重的题材,但是不经意间还是喜欢思考一些关于人性的问题。而当时的场景着实是给了我不少启发。

我喜欢两种人,一种看清人性之后依旧热爱生活,另一种看清人性之后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可能是因为思考深度不够,您的言论让我无法把你放进其中任何一种。

  最近北京很冷,看着一帮同学在外举牌子、喊口号,甚至坐在地上,我头脑中最先闪过的是“冷不冷”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看到老师给同学们递热水、拿被子的场景,又让我很困惑,为什么要给这些自愿在室外进行“抗议”活动的同学提供物资?

学生们对抗的不是老师,而是体制,不是所有人都自以为姓赵,大部分人的脑袋和屁股还是匹配的。

  从精致的利己主义视角看,同学们不愿意进屋,无外乎获得更多关注。老师想让同学进屋,主要是希望减少社会影响。可是提供物资呢?从直接目的讲,这是怕同学冻着,可这不是让他们能够“抗议”更久吗?这让我很费解,不得不让我思考这一行为的动机。

脑子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不想点有用的事呢?

  最高大上的讲,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若是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同学冻伤了会有何种后果呢?想到这里我突然茅塞顿开。同学冻着了,虽然同学现场的抗议声势是减弱了,但是根据某会一贯的宣传方式,估计当天晚上就会出现校方不顾学生死活,或是校方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后,学生受伤之类的内容。

果然是以坏的恶意去揣测,只是不知道这个“某会”指的是哪个会呢?学生会?团委会?

  如此一来,舆论对校方反倒更为不利。继续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同学若是冻伤了,责任和后果反倒需要校方承担,同样是成年人的同学竟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倒是老师们出于各种原因,不希望同学冻着。

同学冻伤的责任,校方如何承担?帮学生痛?赔学生钱?

  再恶意的揣测,同学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要挟,以逼校方就范。结合某会现在把舆论往老师在过程中性骚扰女学生的方向引导,我只能说,某会真是再一次向吃瓜同学拓展了自己的下限。好奇如果是与警察发生了肢体接触,某会是否还有这样的胆量,去喊出“警察打人”、“警察性骚扰”的声音。

请拿出证据。

  想明白了这一“按闹分配”的逻辑,

“按闹分配”的逻辑,还麻烦您讲明白,加个双引号就生造词语,发明大国也不敢这么玩。

  眼前这幕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撕扯闹剧就变得合乎情理。

再强调一遍,老师和学生不是对立的,在体制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

  出于对理想主义头脑发热的警觉,窃以为,如果有一种所谓的“信仰”,它最杰出的“贡献”就是让父子反目、师生敌对、人伦失序,实际上对于国计民生微不足道、泛善可陈,那么这样的“信仰”至少需要被重新审视、评估,需要接一接地气。

学生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足下的话,有点反动。

  任何理论都不因其精致程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现实面前,都需要出来遛遛,都需要

  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智力游戏的虚无缥缈下降到柴米油盐的脚踏实地。

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至少在我这个享受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好处的“既得利益者”看来,社会的种种问题远未达到需要通过青年学生通过情绪化表达来解决的程度,

足下想表达的,是社会问题不需要解决,还是社会问题不需要青年学生来解决,或者是青年学生可以解决,但不能有情绪?这三层意思都很荒谬。社会有问题,自然就需要解决,青年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当然可以也应该参与问题的解决,至于有没有情绪,目标是正义的,过程是合理的,有点情绪又怎么样呢?路见不平难道不能吼?

  甚至于说,某会的闹剧于我而言,更多的是打扰我正常的学习生活。

您自行前往现场寻“流言”的种子,又自行写出这篇腌臜的文字,完全无人强迫,纯属自寻烦恼,某会的同学如何打扰了您正常的学习生活?

  如果我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某会的行为,或许一开始真是想为学校、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本领的有限性所致的手段的有限性,促使某会同学滑向了愈发激进的道路,并且把动机的正义自然的等价为行为的正义,

目标正义与行为正义,孰是孰非,尚无定论。况且您如何判断同学们的行为不正义?因为领导面色不悦?

  极端的就是采取撒泼打诨、耍无赖,想要通过“按闹分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一常见的思维方式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头脑发热将使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原本维护工友权益的目的一不小心就沦为了手段,年纪轻轻暴得大名的成就感则异化为了目的。

炳烛之光,熟与昧行?与其嫉妒别人因为维护弱者权益而得名,不如自己身体力行,也做一回英雄,而不是在这里对屠龙的勇士进行诅咒和抹黑

  当我用最刻薄的眼光看待某会时,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胡闹,只不过是因为某会同学在其他方面未能获得成就感,借此求关注罢了。

刻薄二字十分精辟。

  最后借用蔡校长的话,某会若是有政治诉求,没人有权阻止,但是请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请给出可以实现诉求的团体,感激。

  不要拿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工人权益维护者作为自己违法乱纪的“挡箭牌”“护身符”,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标签能做违法乱纪的“挡箭牌”,不知您是从哪里得出这样骇人听闻的领悟。违法乱纪自有执法部门处理,哪容迂腐酸儒妄加非议。

  不要自己一事无成、遭人唾弃,还要拉北大下水,抹黑马克思主义,让维护工人权益变成无理取闹的代名词。

这句话与足下共勉。

  无论如何,希望此事早日平息,校园重归平静。

想什么息事宁人风平浪静,偏要个海阔天空玉宇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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