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到底谁是「新」儒家?——论五四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

我们将从新儒家的代表学者对五四的论述出发,回应和反思他们对五四、对中国政制的评价,辨清新儒家看似富含「文化自信」、实则浮光掠影缺乏实践性的本质内核,并理解当权者是如何利用现代的「新」儒教为其自身的政治手段辩护的——他们看似是新,实则依旧受控于旧儒家的藩篱,也并没有超越五四的思考维度。
一、引论
      站在五四一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啓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仍然嗡嗡作响,仁人志士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和打倒孔家店,为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奔走、呼号,掀起了一场彻底重构中华政治与文化命运的浪潮。而在它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内涵中,思想争辩因其活跃和多元,更因其对统治了中国近千年的帝制儒教的批评,对中国未来道路的争论和抉择更显得重要。
      二十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与中国的传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震动着知识分子们的神经。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反传统思潮围绕着啓蒙和救亡的主题,纷纷表明瞭自己的主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当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学者纷纷对儒教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抨击和批判时,也有一批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站在反传统的西化学者对立面,提出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反传统一派和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本分歧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打倒孔家店」还是「复兴儒学,接续道统」?
      这场争论历经一个世纪的焠鍊仍未退场,学者探讨的内容也从儒学的存废本身延展到对五四政治性的否肯、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的融合,以及儒学与民主政治的关係等等,甚至时至今日,仍旧有一批学者打着「新」儒家的名号研究中国的人伦和礼学。由此可见,新儒家作为二十世纪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是有其影响力。我们将从梁漱溟、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三位不同时期新儒家的代表学者对五四的论述出发,回应和反思他们对五四、对中国政制的评价和理解。我们将进一步辨清当代号称「新」儒家的学说看似富含「文化自信」、实则浮光掠影缺乏实践性的本质,并理解当权者是如何利用儒教为其自身的政治手段辩护的——他们看似是新,实则依旧受控于旧儒家的藩篱,也并没有超越五四的思考维度。
 
二、对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的回应
 
1. 谈儒家是否可以不谈政治?——唐君毅
      在风云变幻,思想各异的五四新文化时期,维护儒学的人事实上成为了这一运动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于「反传统」时代呼声之下。但是,作为儒家传统的守门人,新儒家对于这场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有其独特的理解。
      唐君毅以「是否有民族文化自信」为标准,区分了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他认为前者是积极的和正面的。青年学生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事的传统,与汉代清议和公车上书类比,是一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之保卫民族的战争」。而后者则是消极的和精神萎靡的。新文化运动「只在此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其领导人对中国民族文化之无知,对西方外来之学之谄媚,产生了消极破坏的情绪,扰乱了此后近百年的中国精神状态,是历史之罪人。
      可是,在评论五四学生运动时,我们认为唐氏两次「一厢情愿」地曲解五四青年的行动与精神。其一,是将学生的反帝行为视为源于狭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殊不知,「反帝爱国运动」之「反帝」才是五四学生运动最为重要的指向,而「民族情感」只能说是以之动员和抗衡的工具。因此,谈五四学生运动就不可只高亮「爱国」,而不谈他们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精神。何况后者分明比唐氏所谓的民族自信情感更具道义和外延的宽广。其二,唐君毅试图将学生的「民族爱国」和「继承传统」无缝衔接,将站在民众立场发声的五四学生与站在君主立场为生民请命的士大夫等同。学生口中的「国」不是封建君主的「国」,而是孕育着无限希望的全新的国。这两者有本质的差异,是民主和治民的区别。这是对五四青年精神最大的误读。
      按照「有民族自信就是好,消磨了民族自信就是坏」的标准,自然推论新文化运动必然是萎靡和病态的。在唐氏看来,这种不自信体现在全盘否定儒家文化和打倒孔家店。这一论断需要拆分为两个方面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是否是他口中所说的一群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的无知之徒?二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时打倒的是哪种儒家学说和文化?其背后又指向何种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需要?
      首先针对「全盘西化」、「没有选择」、「浅薄」的批评,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反传统显然是有选择的。他们所要推倒的只是摧残中国人心智、维护封建专制等级秩序的封建意识形式,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全部。相反,他们依旧醉心于「整理国故」并大有建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及陈独秀的中国文字研究,都有很高成就。二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的儒学,是那套讲求纲常伦理和君臣之义的礼教,是为封建王权铺道的儒学。这套儒学不仅包含了所谓唐氏讲求的人性精神,更有人伦、家族、皇权等一系列庞大的话语和制度安排。千年来密密编织的枷锁深深嵌入到每个国人的心灵图式之中,成为一个无法挣脱的牢笼。只有明白这一社会背景,我们才知五四先辈们需要有多坚定的决心,动用全身心之力才能与这股强大的封建力量抗衡。如若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怀疑,又怎能与如此厚重的流毒做抗争。五四前辈们就如同深陷泥沼之人,若不大喊,就会面临着溺亡之危险。这是临死之大喊,这是觉悟之大喊,这是嚮往新生之大喊!由此看来,新文化运动绝非是消极的、萎靡的和无知的,而是积极的、向生的和历史的。它是结合了那代人亲身经历和对未来畅想,是生命和历史双重结合的运动。
      由此引入一个问题,谈儒家是否可以不谈政治?唐氏在贬低新文化运动时只谈儒家学说的文化和哲学面向,却不谈当时儒家学说与封建君主制的紧密关係,不谈各种披着儒家外衣的君主复辟,不谈儒家学说与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呼声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鸿沟。唐氏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看似相反的评价,不仅源于其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信仰,也是源于新儒家无法处理自身与传统的关係。一方面要拔高传统之重要,体现儒学是中国文明之根本。另一方面又无法面对自身与封建君权媾合这一为人诟病的过往和当下。不仅如此,新儒学者除了要处理儒学与封建君权的历史,还需要理清儒学与民主的关係。作为五四运动的产物,新儒家若要回应民主的诉求,则亟需在儒学内部找寻到孕育民主的种子。
2. 新儒家继承和超越了五四的「民主」吗?——梁漱溟
      说到儒家与民主,现代新儒家本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流派,他们亦从文化层面去探导中国在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源,认定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公认的鼻祖之一梁漱溟,便是一位重要的五四人物。他同陈独秀等人一样,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后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激烈的反儒学态度,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对民主的论述。梁漱溟坚定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第一个竪起儒家文化的大旗。他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关于民主,梁漱溟是这样认为的,既是「看着西洋人可怜,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因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认为「仁」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核心,而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则是其「副业」,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更为根本的东西,「科学」与「民主」只是哲学之用,政治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思想则是第二性的。民主不是核心问题——这种离地化的重视哲学、轻视哲学中的「政治」性、无视实践中出现理想和现实冲突的观点,其本身确有把制度民主置于讨论之外的嫌疑。
      以伦理为本位,梁漱溟认为西方胜过中国之处,只在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而在儒家思想中,民主内涵包括民有、民享、民治三部分。在这三部分中,「中国有比较丰富的民有与民享的意思,而『民治』之制度或办法,则始终不见有人提到过」,他还认为「中国文化富于民主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成分绝不低于西洋文化」,原因是传统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蕴含于儒学文化中。在这裡,梁漱溟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解释或比附为现代的「民主」,以「民本」等同于「民主」,是不合理的。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民本」思想中含有「民主」的思想资源,但「民本」就是「民本」,有「民本」只能使人民做到「民享」、「民有」,而不能真正做到「民治」,而做到「民治」恰恰是「民主」的根本。在封建社会,儒学囊括知识菁英作为一种为官方政权背书的意识形态,必然可以给出民享民有的合理价值,但始终是不痛不痒地、不把选择和决定国家和未来的「民治」权力让渡于民的。因此,往往儒学到最后不得不沦为一种富有政治欺骗性的话术,为特定的贵族阶级「让利于民,实施善政」辩护。五四青年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彻底地反扑和揭露其维护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
      当新儒家能从精神内核上处置「民主」后,梁漱溟在具体实践中处理中西方文明的关係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文化与精神生活里,我们应继续保持儒家对个人人生和家国社会的指导意义,而只通过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增进物质生活。他认为,五四青年就是没有好好地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係,才会落入全盘反传统的圈套之中。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把西方文明视为物质文明、将中国文明视为精神文明的粗略划分,且不说如何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而不顾民主背后富含的政治哲学逻辑,单就中国的物质社会落后却开出了更为先进的「精神文明」这一假设来看,他的解释就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么如何不把民主作为一种机械搬运的「物质器物」,而是正视「民主」作为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双重产物,从哲学内源去解释儒学与民主化的关係呢?
3. 儒学如何外接民主?——牟宗三
      新儒家虽然反对五四学者全面否定儒学,但他们至少在反对封建君主制、宣扬民权和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是一致的,这亦是新儒家与旧儒家的区别。基于这个共识,新儒家虽然宣扬应该重新挖掘儒家传统,但却只敢谈论儒学在人性修养和伦理主张,谈论「仁」,而不敢讨论「礼」。因为礼是维护等级尊卑的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是源自「亲亲而后尊尊」的一整套宏大的君主治理实践。这种取捨可见于梁漱溟等五四第一代弘扬儒学的宗师。新儒家亦是如此延续了这个传统,将其儒学渊源止于宋明理学中的一支——陆王「心性学」——奉其为唯一的道统。
      新儒家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或者实用实践来修炼个人的道德,但却不止步于此,而欲延展至政治领域,将儒家学说与民主政体相连接。为此,他们实在煞费苦心。新儒家外借西方哲学理论,提出了「良知之自我坎陷」,将实践理性转化为理论理想之后,通过制度性思考来建立民主宪政,实践其「内圣开外王」的理想。具体来说,就是牟宗三所说的: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内圣),开出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外王),即由完满自足、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性,经过「良知坎陷」自己,变为认识外界,从而接受西方现代民主、科学而开出「外王」。且不论这套政治理想尚是一个纸上的完美构建,如果我们真的要扛起这面大旗,会遇到什么样的实践问题呢?
      就「内圣」来谈,新儒家的「内圣」需要一个崇高的道德主体,是肩负着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宏大抱负的个体。在面对后现代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冲刷下的现代人,新儒家需要通过怎样的主体建造才能够培养出符合「内圣」要求的历史主体呢?由此可见,新儒家的内圣注定只是极少一部分人。难怪乎,他们将历史的责任放在了当代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肩膀上。但与此同时,窄化的主体选择,也与他们所谓道德和政治主体的普遍化所背离。此外,在「外王」方面,新儒家并没有提出具体和可操作的民主政治构想,仍停留在理想的「以民为本」、「民意至上」的概念上。无论是在构想或是实践,新儒家都没有新的贡献,更别谈回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回应民族国家的冲突。由此可见,新儒家完全无法与现实世界结合,属于高悬空中的幻梦。其最好的归属大概是余英时所说:「乖乖沦为日常之个人修养吧」。
      理论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有侷限性,而且是可以被超越的。五四人物没来得及对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文化和他们所拥抱的现代文化进行深入、详细的分析。但他们的千秋功业正是积中国近代化几十年之痛苦经验,将中国的总体问题归结为文化的再造,致力于打倒「孔家店」、颠覆「吃人的礼教」,并代之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他们留给后人的真正憾事是迫于救亡的现实压力,没有机会、精力和平静的心境去完成这一至为崇高的事业,只能选择激进地反传统来迅速达成图存的目的。因而对五四的真正超越,只能是承继五四人物的旗帜与薪火,完成他们无力完成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运动和政治运动,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取代以等级尊卑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以现代的科学理性取代蒙昧与迷信,并在完成观念转换的同时通过政治秩序和经济关係的翻转来将自由民主落实到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
三、「新」儒家还是「旧」儒家?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一极,这种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国文化自信。于是,中国政府自2004年开始在海外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旨在传播中国文化。而孔子被挑选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掀起了中国国内研究儒学的热潮。国内各菁英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纷纷建立了礼学研究中心。那么此儒家与新儒家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呢?为何说此儒家非彼儒家呢?此儒家与新儒家一样,发源于民族文化自信,强调中国人性和文化与西方哲学文明有本质不同。但两者的差异实在是更多的。
      第一是在与五四传统的关係上不同。新儒家继承五四遗风,强调民主,自然对压制人性和强调秩序的人伦纲常持批判态度,所以只谈「心性之说」,强调主体道德修养,从不谈礼。此儒家却将中国文明之优越定位于礼乐文明,更具体来讲就是「缘情制礼」,强调礼法是基于人情,通过有限度的「节」达到和乐,并从家族之亲亲,推广之政治之尊尊。由此可见,新儒家强调个体自由和儒学中的民主资源,而此儒家则强调秩序和管理。
      第二是主体和手段的关係不同。新儒家是先有「内圣外王」的理想,一端是道德主体,另一端是西方民主政体,而后找寻两者连接的方法。而此儒家则从手段反推主体。其研究之礼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之术。礼虽广纳人情,一系列庞大的体系规范和治理百姓日常最终服务于家族秩序之稳定和皇权治理之目的。由此入手,难免会得出中国人注重节制和中庸之说。在这个方面来说,此儒家似乎比新儒家更为赤裸,率先找到了外王之道。只不过此外王并非是源于内圣,而更多是一套温情脉脉的治理之术。
      第三是理论与政治的关係不同。新儒家直言不讳其政治理想,而此儒家则晦暗不明,狡黠如鼠。此儒学者大多以一副考古学家和继承绝学之态示人,似乎将礼学复兴侷限于学术一隅。此举实则极为狡诈,因为这不仅以学术研究之名,回避了五四以来对于传统礼教吃人的批判,又以学术之所谓客观严谨来为其不加反思地追寻礼学道统而正名。
      如果说新儒家尚且可以说是继承五四传统,那么当下不加反思和不带批判立场地整理和复兴礼学,便是站在五四的对立面。所谓不谈论恢复古礼,只是研究和整理,不急于制礼作乐,只是继承绝学,守先待后,都是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辞。
      由此来看,现在这些所谓的「新儒家」学者所做的事反而是真正的新儒家们最鄙夷的事情,纵观整个新儒家的思想脉络,他们所强调的儒学的价值内涵早已不是「仁义礼智信」、「礼崩乐坏」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秩序,原始儒学里的「礼」即维护等级尊卑秩序的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与「仁」即将这种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在道德追求和修养都以不再是新儒家们强调的价值,并且随着五四和反封建的浪潮、民主意识的开化而被边缘化新儒家更愿意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出发,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呼唤具有中华血脉的「心性」之学,并由此伸展出文化理想,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把良知先转为理论理性,然后才能藉由制度性思考建立民主宪政。由是观之,新儒家既把由外在的纲常规范来统摄人民道德的逻辑匡扶为由内在理性延展出民主宪政的愿景,继承儒学的余绪、以重整儒学为职志,同时又反对、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寻求并结合西方的民主制度及价值进行阐释和研究,暂且不论其实践性和可行性,其创新性和思考的深度是相当有价值的。而当下的「新」儒家,重读四书五经,重走封建礼教的老路,在本身就已受政治干预而凋零的学术界掀起一场「伦理」复辟,否定了近百年来新儒家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思考,消抵了仁人志士对民族未来的审慎思考,自甘堕落为统治者背书,着实是开历史的倒车。
      今非之比,更让我们尊重和怀念先辈们的风骨与态度。唐、梁、牟三人等新儒派尚敢在家国危难、道统式微时奔走呼号、拥抱民主科学、试图反思危机,反观如今,这些打着「新」儒家旗号的官员学者真是可谓「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不仅不再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反倒更改立场,为统治者用「人伦礼学」打造出一套适合维持政权稳定、维护等级秩序、推崇阶级固化的儒家学说,避而不谈西方的民主,不仅放弃了作为学术本应有的独立自觉,甚至沦为统治压迫的工具,实在是于情于理都不合正义。看似是在呼唤道统——实际上是漠视了政治现实的实践,把希望寄託于虚无缥缈的中华文化复兴,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问题,脱离真实语境;看似是在重构中国文脉——实际上是在附和官方所鼓吹的「文化自信」、「大国崛起」和「道路自信」,企图为此政权走向帝国主义打造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武器;看似是新儒家的继承者——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学术犬儒。
      这不仅是儒学研究者之悲哀,亦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悲哀。我们理应在百年之际重新拾起五四青年的抱负与担当,踏碎政治现实的干扰和蒙蔽,重新看到民主与自由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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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lan Lion、陈山
图/Slow Manatee
日期/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