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普世价值”

【按】

这本是一篇旧文。作者之所以希望将它重新发表,是因为注意到了改组后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某些支持者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的要点可以总结如下: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只不过是出于某种“苍白的普世价值观”,这毫无疑问是无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而受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势力蛊惑的结果。

这篇文章反驳的就是这种观点——当然,这一切讨论的基础都在于看见工人阶级正在经受剥削、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正在无产者化、经济权力正在走向垄断的社会现实,即站在工人阶级视角来看待社会现实;如果将大部分人的艰辛都视作天真的梦呓,那么就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基础可言。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洞悉“普世价值”这种意识形态的起源和缺陷,但它同时也必须研究,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去拥抱它?因为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受压迫者最急迫的诉求。马克思主义不幻想超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但它需要无产阶级内平等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政治参与。因此,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为了防止那些宣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以钻进书海为第一要务”的人的攻击,作者希望提醒读者注意,例如,马克思自己终其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而奋斗,不论是他早年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还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革命纲领文献,还是晚年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热情赞颂,都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点;列宁在经典的《怎么办?》中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毫不避讳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争取平等、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意义。

 

所谓“反普世价值”

  “反普世价值”的高调又开始弹了。“普世价值”涵盖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据说它源自西方,宣扬这种价值观,便或是受到了蒙蔽,或是居心不良。

近两年来,中国官方就“普世价值”问题频频发声。例如,中国法学会在 2017 年 2 月发表的工作计划中就提出:

认真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根据中央重要会议精神、重大政策和重要文件,组织专家进行正确解读和广泛宣传,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正能量”;针对国内外错误思潮、重大事件,组织专家进行研讨,集体发声,旗帜鲜明地反对宣扬西方 “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加强法学舆情信息的收集、分析,及时发现、准确研判、有效处置风险问题,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学领域意识形态问题的应对。发挥法学法律人才优势,用好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努力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求是》杂志的刊载的文章则从理论上为这种表述提供了支持: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人性。所谓盛极一时的“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格化,决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鼓吹的“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因此,依靠把这种利己的市民视为“最后之人”,将其所表现出的人性视为“永恒人性”去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极其虚弱及在道德资源及精神创新力方面的枯竭。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载《求是》杂志 2017 年 1 月号

当然,这也远远不是官方机构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反普世价值”或“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说法越来越旗帜鲜明地出现在舆论场域中。官方机构无不争先恐后地标榜自己反对“普世价值”,要借此捍卫什么“领导”,什么“优秀的传统文化”。

毫无疑问,单单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说,像《求是》杂志这样的理论辨析基本上澄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惯用的障眼法。然而官方意识形态机构的御用文人却对中国舆论向往“普世价值”的社会基础避而不谈。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义:一切理论分析都应当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材料出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便是遮蔽现实矛盾,将现实的矛盾抽象成话语层面的矛盾

这些理论辨析会让人想到一个讽刺柏拉图主义的笑话:“我们其他人一起来吃这只现象世界的鸭子,你自己去吃那只理念世界的鸭子好了”——它们只在话语的天国中反对“普世价值”。就让我们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反其道而行之,做一次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巡礼。

  资本主义并不天生地同“普世价值”捆绑在一起。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等价交换和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而人们在这一生产方式下会生产出怎样的社会制度、怎样的意识形态,却决不能单单从生产方式逻辑地推理出来。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具体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式要受到这一时空中的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一定会结合具体的政治制度;相应地,在每一个具体的时空中,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再

  生产的意识形态都是基于不同的物质条件而生产出来的。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既可能是鼓吹自由竞争的“普世价值”,也可能是鼓吹忠诚驯顺的“传统文化”,不同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不同的可能。归根结蒂,历史条件也是被生产出来的。要想看清作为一种话语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就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现实矛盾出发。

于是,我们自然要问: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普世价值”的话语?难道使用这一话语的只是什么“别有用心的反对势力”吗?

只要把目光稍稍投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劳动者维权事件中,就会发现:平等”“言论自

  由”“司法独立”等等话语,常常被劳动者用以表达他们最急迫的诉求。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空头支票式的福利和政治权力媾和于资本的状况,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并不强,他们必须诉诸一种足够强力的、足够体现“公义”的话语来抗衡这些残酷的现实。“普世价值”因而就有了巨大的诱惑力。进一步地,对现实感到不满的自由派们若试图为“因言获罪”的劳工运动活动家辩护,就更会向“普世价值”寻求帮助了。

然而,这里便体现出了自由派理论的弱势:他们幻想着有一套独立于所有政治权力的绝对公义,这种公义或者是不可撼动的神圣的法律,或者是“普世价值”。然而不论是作为共产党人的安东尼奥·葛兰西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存有疑虑的米歇尔·福柯,都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对绝对公义的幻想——所有试图凌驾于阶级对立之上的观念,实际上却都受到阶级之间相互博弈的塑造;统治阶级因为在生产界的职能(主导了生产)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居于主导地位。“理性、客观、中立”只能是倒向统治阶级的。喜欢宣扬“普世价值”的西方资产阶级正是借助它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霸主的地位,来反制所有跟共产主义革命沾边的东西,说那些东西将带来可怕的暴政,欺骗工人阶级说:不应该去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生产资料的非社会占有权与支配权,而应该去拥抱超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对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解释最终落在了他们的手里。而另一边,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们正是通过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才将“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对立起来,将后者彻底变成了一顶血滴子——扣到谁的头上,谁就要倒霉。马克思主义被他们裁剪成了书本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为官僚集团掌握生产资料的制度辩护的谄媚之词,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倒被污蔑为“别有用心”。统治阶级内部的所有派别都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对剥削感到痛心疾首的人们:永远不要期望统治者会让渡解释权。

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官僚最终掌握了对法律的解释权,也掌握了对意识形态场域的主导。只要试图反对剥削的人们向“普世价值”寻求帮助,官僚们便送来一顶“别有用心”的帽子,而后在理论上开始口诛笔伐,从无数的书本中翻出无数的句子,层层叠叠地垒砌起来,成为一面遮挡生产关系之矛盾的高墙。只从报纸上阅读太平盛世的小市民们便一哄而上,开始高喊“理性、客观、中立”,痛斥那些“拥抱西方价值观”的“卖国贼”,恨他们打破了祥和的光景。小市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正是资产阶级官僚们逼迫着他们只能向“普世价值”求助——处在沙皇制度之下的农奴也只能向并不存在的上帝求助。

马克思主义要争取的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它是对“普世价值”的扬弃而非单纯否定。它拒绝超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但它宣告:要想人类文明不被资本主义最终毁灭,

  就需要有被无产阶级民主支配的生产方式,而这需要无产阶级内平等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政治参与。因此,在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必定为无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斗争。于是,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国家机器镇压之时,反倒是“警惕普世价值”的声音越讲越响亮。这又让人想到一个经典的段落: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之《反动的社会主义》

 

  当统治者终于不再讳言自己的真面目之时,也就是普通劳动者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锁链之时。而他们最终将要丢掉这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