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五四一代人的「爱国」,你我真懂吗?

在「五毛」与「美分」之间,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国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为师的单向度视野。我们要像五四一代那样大声喊出:「两个都更糟!」二元对立的选项永远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视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文明构想。
 
一、引言:重返五四现场
      让我们穿过历史教科书的陈词滥调,重访一百年前那段燃情岁月。那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所属的协约国集团获胜了!胜利的电报传到国内,政府宣布放假三天,你是游行庆祝的市民,相信中国将从此站起来了。你是新上任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对人群演讲道: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意味着西方民主(英、法、美)战胜了专制(德、奥匈),意味着人类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1919年,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最优秀、最现代化的菁英们将代表这个国家前去谈判。你是外交团的领导陆徵祥,受西式教育长大,在欧洲许多国家做过外交官,还娶了一个比利时老婆,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说的「民族自决」可以帮你在外交场上赢回中国被剥夺的土地。你是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校友,曾经的大学辩论队成员;你在1月27日下午的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回应日本,不时引用国际法、拉丁语的一席雄辩惊艳了会上各国的代表。
      然而,时势急转直下:日本威胁退出国联,除非山东归他们;美国为了日本,最终放弃了中国。1919年5月,外交失败的电报传到国内,你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得知消息的瞬间震惊无比;你彻夜难眠,通宵和朋友们在一起,痛斥政府的无能、列强的无耻。两天以后,你跟随大家走上天安门广场,并不知道这一天将会被永久铭刻进民族的记忆。6月,你是上海的纱厂工人,为支持被捕的北京学生,你同成千上万的工人们一道罢工。你是全国各个省份的普通男女,你从报纸上、布告栏上读到了刚发生的事,或是听那些识字的人说起。你恍惚了片刻,一个新的未来似乎正在你眼前展开。
      你是一百年前那段日子里,一个个有名或无名的旁观者、失望者、参与者、幻灭者、行动者。你就是中国,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中国,必须涅槃重生的中国。
二、五四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1. 开启现代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近几十年来,学术菁英们不再愿意谈论五四的「爱国」面向,隐隐认为爱国并非什麽高级情感:夏志清将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直斥为「感时忧国」——英文原文「obsession with China」,直译为「对中国的过度迷恋」;而李泽厚则以「救亡压倒启蒙」的着名论断,将启蒙事业的未竟归罪于「救亡」——一个替换「爱国」的中立修辞。
      随着「爱国」维度的直线贬值,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比如,一种极为流行的现代化史观,将五四作为「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放置在「器物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制度的现代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一序列之末尾,彷彿五四只是中国现代化路途的另一处驿站。此种现代化史观是如此地主导了当下的话语,已经成为目前高考历史学科简答题的必备考点(高中读文科的朋友想必深有体会)。
      这种说法着眼于五四对晚清以降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也不无道理。但是,五四确实造成了某种历史的断裂,这深刻的断裂使此后的中国历史再不能恍若无事般延续过往的轨迹。这断裂就在于:五四之所以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关键不在于「现代」,而在于「中国」——是五四,让「中国」成为了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的坐标。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就表现出汪晖所说的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对现代性本身怀有疑虑的的现代性。而这一特点,确乎与五四「爱国」的基本命题有关。
2. 现代性的塌落
      何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回到本文开篇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战胜利后的中国,浸染着乐观乃至狂欢的情绪;这乐观根本上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信心,是对人类文明在西方带领下「向着光明去」(蔡元培演讲用语)的信心。中国在一战中为协约国贡献不少,尤其在人力方面(十五万中国劳工被送往法国),因此相信自己会被西方给予一个平等的机会,特别是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也并非失败,相反地,外交官们大多是中国在几十年教育现代化后培养出的一代西式菁英;西方外交官有的素养,他们也有。对于许多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可能从此在「世界(西方)民族之林」中享有一席之地。
      况且,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按照西方框架建立的共和国,还效彷美国採取了最先进的三权分立体制;纵然共和国有名无实,权斗不断,在外交的意义上毕竟不同于以往,因为中国不再代表一个前现代帝国。此前近代史上的历次外交屈辱,人们尽可以归罪于愚昧落后的清政府,或是在大汉中心主义、「非我族类」的传统偏见下归罪于满族。通过种种归罪、转移视线,忙于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的晚清时人无法直面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语)。现在是民国了,大家想:我们可算学成出山了,先生不会再打我们耳光了吧!
     可以说,此前的中国现代化遵从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为了不挨打,必须按照西方标准改变自己。更不必提保守派的天朝大国心态,在与西方不断的、偏执狂式的对比中,维持着「嗯,还是我最强」的幻象。总之,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晚清的中国必须通过西方——强者之镜——来观照自我。中国给自己设定了任务,要由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奋力向中心处——强者的位置——攀爬。在五四一代的眼中,这个强者的位置,那曾经不证自明的中心处,现在却突然显得可疑。
      其实,对西方现代性的疑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战所显现的欧洲危机,从其爆发的1914年开始便刺激着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欧洲到底出了什麽问题?这场战争是民主vs. 专制吗,抑或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部竞争所致?而中华民国自建立以来的共和危机——袁世凯称帝、张勳复辟等等乱象——也活生生展示着代议制民主是如何沦为政党政治权斗工具的。人们慢慢意识到,这是中国的问题,却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代议制民主与绝大多数的国民有什麽关係,这个体制真的能代表国民的声音吗?
      1919前,更为赤裸裸地向中国人展示了现代性之暴力的,是日本。同样是被殖民主义敲开国门的国家,日本成功地现代化,实现了「脱亚入欧」;所以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被视为中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楷模。彼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在中国也颇有市场:全亚洲联合为新的强者,从而对抗欧洲的想象,怎能不激动人心?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国人才如梦方醒:原来大东亚主义只是换了一张脸的帝国主义,而日本的现代性也只是换了一张皮的西方现代性。当年,正是日俄战争中日军处决中国人的影片、身旁日本同学的喝彩和影片里中国人的麻木神情,让鲁迅从日本医学校的教室走出来,走向了另外的道路。再经由1915年《二十一条》的风波,到五四之时,对日本和西方的深刻幻灭汇成一股巨流。这巨流将扭转历史的逻辑,造就历史的断裂。
3. 被损害者的洞察
     强权崇拜的逻辑——边缘变中心、「彼可取而代之」的逻辑——现在塌落了。中心、强者、不言自明的梦想,现在垮台了。于是,五四一代说:我们要新的逻辑,我们要新的文明。新的逻辑将是不同于天朝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或东亚中心主义的逻辑。新的文明将是不同于传统中国,亦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
      五四一代各自的主张千差万别,但分享着相同的前提、相似的觉悟。「世界」是他们的关键词:「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李大钊);「世界人之世界主义」(杜亚泉);「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蔡元培)。这个「世界」,不再是伪装成「世界」的西方;五四一代开始在一个国际主义、全球人民的视野中,摸索着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这一视野的获得,来自血与火的残酷,来自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洞察。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有「短二十世纪」之说,他将二十世纪的起点划在了1914年,一战开始的日子。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他将 「二十世纪」视为与「十九世纪」相断裂的时段。十九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在欧美髮展成熟、所向披靡;而二十世纪的两大基本主题——战争与革命——让世界告别了十九世纪模式。这一「告别十九世纪」的觉悟,被时任《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表述为十九世纪的「旧文明」将被「新文明」终结的必然:「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所谓「旧文明」,就是现代文明:「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公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以此而论,五四开启了现代中国,也与全球发生的种种事件共同开启了二十世纪的世界。
三、创造新文明: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1. 直面中国传统
      如何在中国创造一个新文明,当一向的引领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破产?正如张旭东指出的,五四成功地把晚清以来讨论不断的「中西」问题转换成了「古今」问题;即是说,把「向西方学习」的单向命题,转换成了面对传统与历史的複杂命题。
      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首先是一种「现代」精神:自我批判的清醒、直面民族丑陋的勇气。五四从不是那种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虚构一个神圣化、本质化的民族主体,以重返「过去失落的好日子」为己任。五四一代把理想中国的乌托邦寄予未来,于是便对自己的过去施以最严厉的省察。
      同时,五四的爱国是一种重新创造「中国」的气概:发掘中国文化资源的努力、更新民族精神的创造力。常有一种关于五四的迷思,认为五四「全盘西化」、摧毁传统,此种说法忽略了一件事:每一次解构都是一次建构。事实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只是极个别,而大部分五四人认为民族主体既然并非本质化的,便有流动、更新、改变的无穷可能。
      五四时期及其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各个流派:激进的左翼(如鲁迅)、谨慎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新儒家(如梁漱溟)等等。他们千差万别,但都致力于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明: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比如新儒家,顾名思义,是从儒家思想中寻找资源,以补充现代性的弊病:冰冷的工具理性、社会的原子化、竞争至上的原则……新儒家往往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甚或应被开除出「五四」队伍。但我们不应忘记,梁漱溟、杜亚泉们大多曾在早年醉心于西方文化、制度、自然科学,直到一战期间才产生思想的转折;转向新儒家的同时,他们也大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即使对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有所保留)。他们实实在在地分享着五四一代的问题意识。
      对儒学道统怀有更多疑虑的思想者,则试图在儒家之外挖掘民族文化的闪光点。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就将范围扩展了许多。胡适的名言:「『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其实,「国故」这一命名本身就饶有意味:「故」字暗示整理者自己是新时代的新人,而非什麽大清国的遗老遗少。
      作为左翼的鲁迅曾对「整理国故」运动嗤之以鼻,也有「把线装书扔到茅坑」的着名宣言。然而,如众多研究者所言,鲁迅与传统的关係远为複杂,比如他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整理花了不少功夫;余英时也曾论证鲁迅多麽酷爱魏晋思想。此外,鲁迅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呐喊》、《徬徨》式的现实批判消隐了,整本书是重写的上古历史传说:女娲、大禹、墨子、眉间尺,都被书写成鲁迅式的、可笑可悲可敬的中国英雄。鲁迅的激进内核也正在于此:他回到两千年前的历史,探寻民族文化尚未被扭曲、污染的源头所在。
2. 乡土中国的浮现
      在五四一代对过往历史的整理与重读中,日渐凸显的中国关键词是「乡土」与「农村」。现代资本主义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文明,而古代中国则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从鲁迅的《故乡》(1921)到周作人的散文如《乌篷船》(1926),我们看到绍兴农村的形象在周氏兄弟的笔下悄然改变了:农村不再仅仅是愚昧落后所在,也拥有现代性无法提供的美好。如果说周作人的「新村主义」还太过文化菁英、太多古代士大夫的气味,那麽中国新兴的社会科学将会延续对乡土的关注,在十馀年后诞生《乡土中国》(1947)这样的重量级着作。
      五四一代对乡土中国的重视,并未停留在文化、学术的层面上。农村的「现代化」或「反现代的现代化」任务,驱使着五四一代投身于实地调查以及乡村改造。梁漱溟试图重建农村伦理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中一例;而毛泽东以农民动员为标志的土地革命路线,则与梁漱溟理念构成了参差的对照。梁与毛的巨大差异不可忽视,但如沟口雄三所说:「他们两人在把农村的变革当成革命的主线这一点上是大致相同的」。梁漱溟开始「乡建」探索的1927年,恰恰也是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年分;三〇年代,两人在延安亦有过密切的交流与辩论。因此,沟口雄三把梁漱溟传统称作「另一个五四」便不足为奇了,这一传统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代表的「五四正统」形成了微妙的复沓。
      总之,五四并非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现代西方思想来中国划分地盘的过程。五四一代批判并拯救中国传统;他们也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系下,批判并拯救西方理论。
 
四、超越「五毛」和「美分」——五四爱国精神之今读
1. 「五毛」与「美分」的虚假对立
      今天,当「爱国」二字一出,人们即刻联想到网络「五毛党」:狭隘、自大、沙文主义的「爱国」群体。与之对垒的,则是「美分」:欧美崇拜的自由主义群体,时而伪装成世界公民、普世价值持有者。面对大大小小的社会议题(近两年如《战狼》、《流浪地球》、巴黎圣母院vs. 圆明园……),「五毛」和「美分」的斗争持续撕裂着网络公共空间。无论这两个群体被赋予何种新名称(「小粉红」、「自乾五」等等),「五毛」与「美分」的二元对立已然构成了主导性的思维模式:面对特定的社会事件,我们不是站「五毛」——把中国说得完美无瑕,就是站「美分」——把欧美说得完美无瑕。
      稍加细察便可发现,两种叙述都建立在一系列的谎言和神话之上。「美分」的谎言是对欧美帝国主义历史的抹除,对当今世界仍活跃的新殖民、侵略行为视而不见,对全球化中的种种暴力不置一词。同时,「美分」也往往患有重度民族失忆症:绝口不提中国遭欧美侵略的血泪历史,或将其描绘为美好的「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代价。对他们而言,五四一代因一战、巴黎和会而获取的历史洞察似乎从未发生过。
      而「五毛」的致命缺陷,我们以五四的爱国精神为镜,更可照得一清二楚。今天,每当国人有质疑的声音、反抗的行动,无论是来自工人、学生、白领阶层、性别或族裔方面的少数群体,必立刻遭受排山倒海的质疑:你不爱国麽?你是被「境外势力」渗透吧?「五毛」对「境外势力」的恐惧早已脱离合理怀疑范畴,发展为无可救药的偏执狂。他们对民族自我批判的极低耐受力、对稳定现状的极力维护,不禁让我们感叹五四一代「越批判越爱国」、「越改变越爱国」的奇迹。或许姜文的一个说法比「五毛」这个名字更合适此群体:他们不是卖国贼,却是「爱国贼」。
      网络民族主义的一支——「工业党」,更加与五四爱国精神背道而驰。「工业党」崇拜技术、工业、发展等等现代迷思,而五四一代所关心的乡村、农民等中国议题,他们统统不屑一顾。「工业党」的民族主义理想是让中国成为高彷欧美现代性的複製品,一幅强大到超越了欧美「原画」的贋品。不必奇怪,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以目前世界的强权——西方——作为自己的范本与镜像。荒诞的是,「工业党」崇拜现代迷思的同时,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又被他们拒于门外,理由是「来自西方,不适用于中国」。
      在「五毛」与「美分」之间,我们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国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为师的单向度视野。我们要像五四一代那样大声喊出:「两个都更糟!」二元对立的选项永远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隐含了共同的假设与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滤镜,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选择: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视野,现代资本主义之外的文明构想。
2. 另一种爱国主义
      我们知道,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基础。那麽,是今日世界怎样的政治经济基础,造就了五毛/美分的意识形态?
      从1919到2019年,一百年过去了。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天翻地覆,摆脱了受人欺侮的命运,成为了世界的资本中心之一。并且,随着「一带一路」等跨国计划的施行,中国也许正在成为区域性的霸权力量。但百年后的世界呢,是否也变得截然不同了?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近三十年,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却日益倒退回一战前的状态:原始、不公、弱肉强食、贫富分化越发严重,这正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向我们揭示的今日经济现实。作为全球化的回应,是近年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民粹主义用种种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捕获了大众的焦虑情绪;用形形色色的神话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用狭隘的身分认同,搁置了人类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思考、质询和批判。
      二十一世纪向十九世纪的倒退,已是我们时代的集体潜意识——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将今日局势,类比于一战前的世界。由此看来,二十世纪的命题还远远没有结束,「短二十世纪」的挣扎将继续延伸、继续引领我们。只要这个世界一天不能告别十九世纪,五四对我们而言就依然是重要的。今天,重提五四的爱国精神,就是要铭记五四一代人的历史选择,重新激活他们曾分享的爱国信念:隐含了国际主义视野的爱国主义、被损害者的爱国主义、去中心的爱国主义、反「爱国贼」的爱国主义。五四一百年,是时候了:夺回先辈「爱国」的旗帜,共同想象别样的可能。
参考文献
Margaret MacMillan. 2003.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沟口雄三(1997)《另一个「五四」:评梁漱溟的思想》,载《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合刊。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94/20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北京:中信出版社。
李泽厚(1986)《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走向未来》创刊号。
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2014)*《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
齐泽克(Slavoj Zizek)(2019)《它们都更糟!》(王立秋译),见「乌有之乡」,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9/02/399724.html
汪晖(1994/1997)*《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2009)《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夏志清(1961/2005)*《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1979)《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
张旭东(2009)《「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
*括号中,前一个年份是文献初次发表的时间,后一个年份是再版或中文翻译版发表的时间
文/Jimmy
图/Slow Manatee
日期/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