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工人阶级何在?五四运动中的工学联盟

工人与学生联合所爆发的政治影响力,让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深受震撼和鼓舞,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五四运动中,以前躲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不得不走出来,投身到工人运动中。
引言
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各个思想流派基于自身学说立场对这场运动提出了种种解释,然而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曾扮演的关键作用却在诸多解释中日渐湮没,学生与知识分子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主角。假如我们忘却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那么我们将无法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有完整的认识,我们将无法理解五四运动所包含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也无法理解五四运动后期曾团结在新文化运动旗帜下的各派知识分子的迅速分化,更无法理解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崛起。
从认识论来说,五四运动已经习惯性地被划分为二: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八十年代,李泽厚在提出启蒙与救亡的线性历史分析中,不无遗憾地认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一场理性的启蒙运动,由于历史的需要,迅速地转向爱国救亡运动,从而催生了共产主义这个早产儿。近年来,汪晖和贺照田在不同的语境下,尝试袮補这种二元论述,重提文化和政治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时也突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多元选择。五四运动的主角,也就只能是知识分子与学生了。
我们大胆的提出,十九世纪的中末期以降,中国逼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改变历史的运动能量,都不可能是知识精英。而五四知识分子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短暂的文化运动后,没有停留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或者以“精神导师”的批判状态出现,对着社会运动指导江山。相反,他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中自我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也就是说,能够连接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桥梁,不是知识分子自身,而是自我改造的学生和工人阶级紧紧的结合起来。
今天,我们疏理五四时期的工人运动与工学联盟实践,重新评估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同时激活五四时期工学联盟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为今日中国之工运、学运、女权运提供启发。
一、从同情劳工到“劳工神圣”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开始逐渐解体,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逐渐被破坏,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起来。19世纪下半期,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产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发展壮大,“到五四运动时,全国的产业工人已达到200余万,加上已经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城乡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职工、农业雇工等各种非产业工人,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总人数,当在2000万人以上”。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察觉到了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但是还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阶级的政治潜力,因此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工人调查报告和工人文学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进行描述和揭露。其中的代表作是李大钊对于北京人力车夫和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状况的记述,在对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状况的报道中,李大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矿工的生活条件连矿上拉车的骡马都不如。
1918年1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这次瞩目的演讲使得「劳工神圣」的口号与「德先生」和「赛先生」齐名。在这次演讲中他说:「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过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他高呼,「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演讲虽然名为「劳工神圣」并且歌颂了劳动的价值,但其歌颂的原始动力不在于像共产主义那样完全聚焦在劳动的创造力。劳工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使得中国成为「战胜国」。要知道,中国并没有派兵参与战争,但却因为派遣了工人去修铁路被当作是参与,而这又使得中国因此跻身「战胜国」的行列,可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因此,劳工之所以神圣,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华工,并且象征着在世界秩序中属于弱势的中国,而他们在此刻以战胜过的姿态「一雪前耻」。也就是说,劳工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带来了民族解放及反帝国主义的光环。当劳工第一次以神圣之姿而不是蝼蚁之姿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位置。
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前鲜有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实践,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思索工人的启蒙教育问题,这得益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知识界造成的震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烈支持者,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所蕴含的社会革命力量并开始探索工人阶级的启蒙教育问题。1919年2月李大钊写了一篇关于《劳动教育问题》的文章,专门论述工人自发斗争的局限性和对劳工进行教育的必要性。
二、从学生运动到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伊始,主要是由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的学生运动,还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6月3日北京政权对学生的大规模抓捕,终于激起了群众的普遍激愤,促成了工商界与学生的联合行动。6月5日上海爆发了持续一周的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这标志着五四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终于迫使北京政府对为时一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行动作出让步,政府作了公开道歉,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撤职,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群众运动对于五四运动进程的重要作用,在上海学联发布的《告商工界同胞书》中可见一斑,“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
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是中国工人的第一次政治性罢工,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而是对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这次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有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上海工人罢工首先发生在日属棉纺织厂,但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烟草、运输等行业,总参与人数约为6-10万。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汉铁路工人,其他许多城市的工人也参加了集会和示威。五四以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标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仅在1919年至1921年夏就出现了二十余个工人团体,1922年又出现了十多个。
群众运动与学生运动的联合所爆发的政治影响力让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深受震撼和鼓舞,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五四运动中,以前躲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不得不走出来,投身到工人集体中,五四运动后,新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必须自我改造,同时制定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长远和广泛计划。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立三在罢工爆发后不久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人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 那些卷入五四运动潮流的青年人迅速被吸引到国民革命中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早期主要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
如果说巴黎和会和“二十一条”从反面戳破了中国青年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幻想,从而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工人运动则从正面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所蕴含的革命潜力,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投身于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工作。
三、工人组织与动员的实践
五四运动结束以后,左翼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工人组织与动员的实践,其主要方式是开办工人学校和创办通俗刊物,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唤醒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引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及斗争。
这一时期,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出版了许多工人小报,包括北京的《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上海的《劳动界》周刊,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介绍国内外劳动事件,揭露各地工人受奴役受压榨的生活状况,同时宣扬“劳工神圣”、“工人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等观念,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但是由于当时工人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是文盲,这些刊物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相当有限,同时由于经费问题也未能长期维持,因此未能在工人中间起到广泛的宣传鼓动作用。
这一时期更为有效的动员和组织方式是各类工人学校。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名义,在铁路工人聚集的北京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学校除了教授各类科学文化知识以外,还讲授社会现实和工人斗争,培养出一批工人骨干,并成立了名为“工人俱乐部”的工会组织,将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团结起来。上海的李启汉也借助工人游艺会和工人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筹组工会。工人学校这种文化教育的方式,由于既可以迅速拉近同工人群众的关系,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又能够对工人进行初步的阶级意识教育,对于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被证明是切实有效的动员与组织工人的工作方式。
对于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从事工人组织与动员工作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这种界限一方面源于工人和学生之间籍贯、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所带来的沟通障碍,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于革命事业的不坚定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放不下身段”。例如,北京的共产党人在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从事工人运动的志愿工作人员时,最初就应者寥寥,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与己有损,于事无益。而在工人眼中,金枝玉叶的大学生不可能真正关心自己的利益,学生创办学校的动机十分可疑,因此最初对于学生缺乏信任,对于学生所宣扬的革命斗争口号也将信将疑。
为了打破这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提出了自我改造的方案,提出严格的行为道德准则,要求做到对革命的彻底献身和对个人利益的彻底牺牲,真正走进工人中去,做到与工人的平等尊重与双向沟通,通过“无私和奉献”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工人的信任,消除了接近和组织工人的最大障碍。这里最好的例子是工运领袖邓中夏。
邓中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时,邓中夏是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学生之一。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他投身工人运动,在北京长辛店、上海和广东省港罢工中发挥重要的角色。求学时期,他在北大学到马克思主义后,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
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现代的职工运动就从这里开始。
为了与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他在任何地方演讲,都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样。”
这些工学结合的学生,一边克服与工人的差异和距离,一边参与五四后各种共产主义的理论的争辩。1924年,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文章《我们的力量》,批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幼稚的论点。邓中夏举出事实:产业工人数已达189.5万人,有组织工人已达27万人。他提出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尽管幼稚,无产阶级却能成长壮大。强调无产阶级一放面应该增强自己的力量,另一放面应该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国民革命及社会革命两种伟大事业。1925年4月,邓中夏筹备并组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为响应五卅运动的号召,他组织和参与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根据贺照田的说法,青年知识分子及学生「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是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更在这里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这种新的生活习惯,使得学生「在召唤、引导、组织这些阶级革命性的同时,致力发现、发明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撑、护持这些制度存在、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
这种“放下身段”和对于知识分子自身关注的消除,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实践上的重大差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关注点局限于知识分子或学生身上,而共产主义者因为认为革命的主体最根本的是劳动者,因此其关注点并不局限在自身,反而他们没有将无产阶级视为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而是将自己视为改造的对象,在加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中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过程中促进工人的团结与斗争。,从而消解了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作为“非革命主体”与工人之间的张力甚至敌对的可能。知识分子和学生改造自己,重塑工学关系,才能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这是从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特色与传统。
四、五四精神在当代
有人曾说,“六四以后再没有五四”,意指在中共专制政权打压下中国学生运动传统的终结。然而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惊讶地发现,五四精神在今日之中国再次生根发芽。一批来自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进步学生,他们参与到佳士和其他的工人抗争中,与工人一道控诉着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压迫和不公,控诉着当局的官僚和专制,这和百年以前是何其相似?而反动的专制政权在全国各地对这些左派学生肆意抓捕,又和百年以前的北洋军阀政权有何不同?
当中国的90后青年被社会贴上“冷漠自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标签,这些中国新一代的左翼青年却不平而鸣,齐聚佳士现场,高擎五四精神的火炬!面对世道的不公,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面对警察的恐吓,他们没有一丝退缩!他们放下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段,走进社区,走进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冲锋陷阵,一同探索中国工人从压迫之中解放的可能,正如一百年前的先贤们一样!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格瓦拉的这句名言可以解释为何五四精神直至今日依然生生不息。
工学联盟,才是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将五四精神之薪火传递下去,才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